吴佩孚 字子玉，山东蓬莱人。汉族，1898年投淮军。1906年任北洋陆军曹锟部管带，颇得器重。后升任旅长。护国讨袁运动兴起，随营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。1917年7月，任讨逆军西路先锋，参加讨伐张勋复辟。同年孙中山组成护法军政府。段祺瑞派曹锟、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；吴任第三师代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。因湖南督军席位为皖系张敬尧所得，吴仅获空衔，十分气愤。遂发出罢战主和通电。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，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，支持学生运动，颇得舆论的好评。11月吴与西南地方当局结成反段军事同盟。12月冯国璋病死。曹锟、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。1920年5月，吴率军自衡阳北撤，布置对皖军事。14日直皖战争起，在奉军配合下大败皖军。此后，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。1922年4月，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。直军胜，奉军败退关外，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，操纵政局。1923年2月，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，造成“二七”惨案。1924年9月，第二次直奉战起，吴任“讨逆军总司令”，为奉军及冯玉祥国民军所败。1925年10月，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，吴出任“讨贼联军总司令”，派兵攻入河南，后与奉系沟通，南北夹击国民军。1926年夏北伐战争起，吴从北方赶赴前方督战，在鄂南汀泗桥、贺胜桥连遭惨败。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，吴部主力被歼，从此一蹶不振。1932年回到北平（今北京）。吴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伪满傀儡，拒绝日伪拉他下水。1939年吴佩孚患牙病高烧不退。12月4日日本牙医施行手术，当晚暴卒，时年65岁。国民党政府追认为陆军一级上将。他还是第一个亮相《时代》杂志封面的首个中国人，被《时代》杂志称为“Biggest man in China “编辑本段生平经历1894年4月22日生于山东省蓬莱县。6岁被送到私塾就读，吴佩孚14岁，父亲吴可成害病死了，剩下孤儿寡母。1896年中秀才。1897年，已是秀才的吴佩孚聚众闹事被县官通缉，逃到北京算命为生。1898年，淮军聂士成部，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伤亡惨重，奉命招兵，于是，吴佩孚应募入帐。在天津武卫军中当管带的勤务兵，正式开始其行伍生涯。后报考开平武备学堂，辍学后到陆军警察队充任正目（班长）。升任初等官（相当于排长），先后被授予准尉、少尉、中尉衔。1903年报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，学业一年，190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工作。旋即被差从事谍报工作。1907年，吴佩孚升任北洋第三镇管带（营长）驻扎在长春。1911年，在曹锟的提拔下，吴佩孚继任第三标标统（团长）。1912年，北洋军的镇改为师，标改称团。吴佩孚仍担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长，驻扎南苑。1914年4月，曹锟以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身份，率第3师进驻岳阳，扼守湖南咽喉，监视南方革命力量。曹锟将吴佩孚提为师部副官长。师部副官长在官衔上虽高于团长，然而却无一兵一卒。1915年，吴佩孚被提为第六旅少将旅长。1917年7月1日，张勋复辟，段祺瑞组织“讨逆军“讨伐。曹锟起而响应，被任命为“西路讨逆军“总司令，吴佩孚为先锋，率全旅进驻卢沟桥、宛平。6月，吴佩孚带领队伍对驻守丰台的张勋的“辫子军“发起进攻。吴佩孚一马当先，领兵由彰仪门进攻天坛，驻守天坛的三千“辫子军“一触即溃，大部投降。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时曾表态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1926年（民国16年）2月23日 国共两党发动民众讨伐吴佩孚1927年吴佩孚受奉军进攻，遂于16年5月16日匆忙地离开了巩县，遁走南阳。1927年5月27日，他率卫队逃向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，随后，他流寓于四川的奉节、大足、达县等地，卫队、随员星散，靠依附当地军阀为生。1931年7月在成都参观昭觉寺时，特地穿上袈裟拍照，还赋诗二首。第一首是：英雄不避杀身凶，何况空门老梵宫。偏有情丝难遽断，双行血泪洒秋风。1932年10月他离开成都，而是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，靠“世侄”张学良给“补助费”维持生计。1935年，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“华北自治”，请他上台当傀儡，他坚决拒绝；1938年6月，伪“华北临时政府”与伪南京“维新政府”合并，请他出来当官，他也不答应。1939年12月4日，他因吃羊肉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齿，日本特务芳太郎介绍一个日本医生为他治疗，却得了败血症，离奇地结束了一生。1874年4月22日。山东省蓬莱县。这一天春日融融，海天一碧，湛蓝透心。不一会儿，又有海雾飘来，如轻绡薄纱一般，起初似有似无，若隐若现，后来就迷离上升，一片朦胧了。于是，蓬莱特有的奇观--海市蜃楼出现了。只见海天相连之处，隐隐约约浮现一座岛屿，仿佛微微隆起的一堆绿云，那么虚幻，那么缥缈。渐渐地，岛屿轮廓愈加分明，显出了蜿蜒如蛇的小路，林木苍郁的峰峦，而碧树红花之中，有翘角凌檐的宫宇，或亭榭台阁奇异连接，或独楼高耸格外巍峨……忽又见亭阁间有人影走动，男女各呈优美姿势……众人都看呆了。这时蓬莱阁附近的海岸上，有一个人将此景看得最为真切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。这一天也是吴佩孚的诞生之日，只不过这时吴佩孚还在娘肚子里。也许因为是奇特人物的缘故，吴佩孚在娘肚子里就憋着闷气，该出来了，却倔着性子不动，扰得他母亲张氏两天两夜没断过呻吟。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却并不着急，因为妻子已经是第二胎，他知道不会有太大困难。根据“事不过三“的原理，今天是第三天了，第二个孩子的诞生绝不会超出今夜。回到家里，吴可成守候在妻子身边，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，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里，吴可成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抗倭寇名将戚继光来到了家中，吴可成忽然醒来，这才知道是做了一个梦。这时候，接生婆来报：“老爷大喜了，夫人生了一子。“吴可成听了，想到戚继光刚入家门，恰在这时夫人生子，便料想此子不凡，非常高兴，灵感一来，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就出来了，之后，他就赶紧宣布第二个儿子的名字--姓吴，名佩孚，字子玉。出处在哪儿？就在戚继光那儿，因为戚继光号佩玉。吴可成这样取名，是对儿子寄予了莫大希望和良好祝愿。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依靠祖上传下来的安香杂货店，做点小买卖，但是只能维持生活。虽说家境不富，甚至清贫，但是，他却并非等闲之辈，只关注每日盐油柴米，而是胸怀大局，颇有些国家和民族观念。当吴佩孚出世的时候，正值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后7年，励精图治，变法维新，跃跃欲试准备侵夺朝鲜、台湾、琉球。这一年有台湾土著劫杀日本琉球海滩难民的事件发生，日本人乘机挑衅派兵攻打台湾，结果日军明明吃了败仗，却反而向中国索偿军费50万两白银。消息传出，中国老百姓极为愤慨。吴可成对日本侵我台湾这一举动极为愤恨，总希望有戚继光一样的人物出来再驱倭寇保我中华。对于自己即将诞生的子嗣，他也希望能长成如戚继光一样的爱国能人。由于吴佩孚出生之夜有戚继光入梦，所以吴可成十分喜爱这个儿子，经常“子玉儿子玉儿“的叫个不停。而吴佩孚也从小便显出与别的孩子的不同，他不爱哭，无论抱着或是躺着，总是瞪着一双眼睛。吴佩孚排行老二，邻里乡亲都叫他“小二子“。他上面还有个哥哥叫吴道孚。但是随着吴佩孚出生与成长，吴道孚的体质日趋虚弱，不久就夭折了。如果按照蓬莱人迷信的说法，吴佩孚就具有克兄命，他不甘为人之下，要做老大。吴可成深信“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“的古训，自己没能以读书显名扬祖，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。当吴佩孚刚刚长到6岁，便被吴可成送到私塾就读。父亲吴可成对吴佩孚说：“只有好好读书，才会成为有大用处的人。“并对他讲了戚继光的雄才伟略，其中，更多是一些传说性的东西。小小年纪的吴佩孚居然听得十分认真，吴可成预感到，这个孩子是个读书的材料。吴佩孚的启蒙老师是循循善诱的人，但是这先生信奉的是“黄卷青灯，今日果然辛苦；紫袍玉带，他年何等威风“。但是，这对吴佩孚的影响却不小，使他在心中立下了勤学不止的决心。在学堂里，一般学生乘私塾先生不在，便放肆玩耍打闹，吴佩孚不仅不参与，反而正襟危坐，置身于喧闹声中，仿佛不闻不见，静心背诵功课。私塾先生发现这情景，十分惊讶，忍不住拍着吴佩孚的肩头，由衷地说道：“只有你鹤立鸡群，不与群儿同流合污，是可造之才啊！“自此之后，私塾先生对吴佩孚另眼相看，把吴佩孚作为他一生的希望寄托予以刻意栽培，除了和其他学生一起学习外，还经常单独为他讲解《四书》，并教习作八股。几年后，吴佩孚成了先生的一个熟读《四书》、善写八股文章的得意门生。吴佩孚小时候经常和小朋友到龙神庙、蓬莱阁游玩，入学后即开始诵读《蓬莱阁》石刻上的诗文。由于小时候每天都到蓬莱阁游玩，吴佩孚对那儿的一草一木，非常熟悉。以后，他投身行伍，征战半生，离开故乡数十年里，他无时无刻不眷恋蓬莱阁的景物。吴可成对吴佩孚的要求是很严格的。自从吴佩孚上了私塾后，吴可成不时地亲自教他认字念书。离开私塾后，吴佩孚想继续学习，可是家里却连一张桌子也没有。家里有个大石磨，搁在廊檐底下，吴佩孚的娘便找一块木板，往磨顶上一放，然后双手抱起了吴佩孚，叫他用骑马式，坐好在磨脖子上，就这样，书桌也有了，凳子也有了。这一套特制的书桌和椅子，还有一层妙用，那便是小吴佩孚坐上去之后，根本就别想溜，如是想下地，非得大人把他抱下来才成。过路的街坊乡邻，看见吴佩孚骑在石磨上，咿咿唔唔地念书，吴可成笑容可掬地招徕生意，张氏当街坐着，一架纺车一只小板凳，一得闲便纺个不停，于是人们颔首赞许道：“这家子人，将来必定发达！“转眼间到了1890年，吴佩孚14岁了，可是，父亲吴可成害病死了，剩下孤儿寡母哭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这时家中一文积蓄也没有，吴夫人天生傲骨，再没有钱，也不开口求人，只得草草地埋葬了丈夫。吴可成的去世，使吴佩孚悲痛万分，因为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，更是从读书上支持他，从处世方面引导他的人。这时，吴佩孚，可以说已胸怀大志了，父亲的死，无疑对他大志的实现带来较大的影响。但是这时吴佩孚的母亲张氏显示了她的才能。从此，她夜以继日地纺纱，丈夫的亡故早已使她哀伤逾恒，心力交瘁。然而繁重的家事和工作，更使这位意志坚强的女人形销骨立，健康大受影响，但是她仍然坚强地挺着。吴佩孚在这时候也变了，从此他沉默寡言了，每天深夜伏在地上，看灯光闪烁，照映母亲日渐瘦削的面庞，单薄而佝偻的身子，他咬牙立志，发誓更加勤奋读书。咿呀的纺车声音，和读书声相唱和着，形成他一生最凄怆的乐章。母亲如此辛苦，吴佩孚心中有不忍，决心自己赚钱养家，于是开始打探赚钱的活。有一天，他秘密地布置停当，然后蹲在纺车旁边，问母亲：“娘，我也去挣钱，帮着养家，好么？“母亲张氏抬起疲倦的眼睛，望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给我好好地念书，我们这一家子，指望都在你身上啊！““娘，我赚钱也是读书。““哪儿会有这种好事，“母亲一点也不相信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还是等你念好了书，再去赚大钱。““娘，我说的是真的。““我不信。““娘，是真的。登州水师营在召学兵，一个月有二两四钱银子的饷。“二两四钱的银子，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，一家三口省吃俭用，加上母亲张氏的纺纱收入，就能有富余了。吴佩孚以为母亲听了会吃一惊，哪知道，母亲声色不动，只是在说：“你别胡思乱想啦，才14岁的孩子，人家肯让你去当兵？““不是当兵，是当学兵。““就算是当学兵，你这点年纪也不够呀！“看到母亲口气有点松动，吴佩孚站了起来，挺了挺胸：“娘，我生来个子高，就说我18岁，也没人不相信的。“定定地看了吴佩孚半晌，母亲脱口，喃喃自语：“嗯，这孩子，是长得高。“但是，即使个子长得再高，能够冒充得了18岁，吴佩孚母亲还是不答应吴佩孚进水师营。自从满人入关，多尔衮压制汉人习武，“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“在中国人心目中形成牢不可破的观念。因此，吴佩孚母亲极力反对，同时，她将一切美好的希望，都寄托在这个儿子身上，更不愿他中辍学业。结果，吴佩孚的请求被严辞拒绝了。吴佩孚是极孝顺的孩子，尽管母亲这么劳苦下去，而且，不论母亲张氏如何焚膏继晷，拼命苦干，手工纺织的收入究竟有限，渐渐地一家三口三餐难继了。吴佩孚觉得自己作为儿子，不能袖手旁观。因此，一有机会便跟母亲絮叨不休，后来，他迎合母亲的心意，又一次兴奋不已地跑回家来说：“娘，我打听得确实了，水师营里的学兵，上课上操，一个星期里面只有两天。““两天？“母亲张氏的心思，有点动了，出操上课，一个星期只要去两次，一个月充其量也不过八九日，倒有二两四钱白花花的饷银好拿，这个待遇，实在是太可观太划得来了。一个星期去两次水师营，吴佩孚诚挚地说：“娘，还有5天的时间我可以念书。“母亲张氏沉沉地叹了一口气：“你6岁起进私塾，9岁就开篇作文章，12岁念完了四书五经，好些个老夫子，都在夸你的诗和文章做得好哩。现在你都14岁了，家里没钱，请不起老师，还让你在私塾里当大学生。这么样念下去，我真不知你能念出什么名堂。一听母亲这么说，吴佩孚告诉母亲自己已经找好了老师李丕森。一提起李丕森，母亲张氏又惊又喜。李丕森是登州府头一号好老师，他教出的举人、秀才有好些咧。如果儿子能拜师于他，不愁将来不发达，母亲张氏有点不信，停下手头的活问：“你骗我吧？““不，是真的，“吴佩孚忙答，“李老师说，他看中我家贫而好学，书念得不错，诗也有点根底，他说他要好好地教我。““这，“吴佩孚母亲立刻便联想起钱的问题，不期然地有些踌躇，“我们怎送得起李老师的束脩呢？““娘，李老师说只要我肯发奋向上，好好地念书，他念在我们家道贫寒，宁愿分文不取。我也想这样不太合适。所以我想这么着，先去水师营拿几个月饷，等到明年开春，我们省吃俭用，凑一凑一笔数目，送给了老师当束脩，然后我再开始跟他念。“多半是受了儿子能够从名师就读的鼓舞，母亲张氏很勉强地答了一声：“好吧！“从此，母子俩更是省吃俭用以攒足拜?的钱。转眼之间过了年，转眼之间又开了春，拜师的钱也攒得差不多了。一天，母亲张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叫吴佩孚也穿得整整齐齐，她取出了封好的一包纹银，备几色礼物，然后，她亲自领了吴佩孚，前去拜见李老师，行拜师的大礼。“依人不若自图强，还期我武在维扬“蓬莱县城地处山东省东端，北临黄海、渤海，交通便利。1856年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登州作为一个通商口岸对外开放，还准许鸦片进口，于是鸦片作为合法的商品，公开在全国各地大量倾销。吸食鸦片的人数剧增，登州府所属的大小城镇，贩卖和吸食鸦片的烟馆毒菌似地孳长起来。在蓬莱县城里，大街小巷烟馆林立。烟馆内分设“雅座“和“普通座“两种。“雅座“是单房炕，上面铺着大红毯，专供豪门富室的烟鬼们享用；“普通座“则是在铺着席子的大炕上，放上几盘烟具，供一般烟鬼过瘾。当地嗜吸鸦片的烟鬼，不论穷富，都有躺烟馆的习气。烟鬼们不喜欢在自己家里开灯烧烟，而往往呼朋唤友来烟馆，喷云吐雾，不如此不算尽意。这时，已是秀才的吴佩孚也沾染上吸食鸦片的嗜好，成了烟馆“普通座“的座上客。一天，他烟瘾发作，急匆匆来到烟馆，可是普通座已无虚席，就与店里伙计商量，就在雅座内供抽几口，抽完马上就走。店里的伙计见是吴秀才，便告诉他，有个雅座只有翁爷一个人，正躺着打瞌睡，要他自己去商量。翁爷名翁钦生，是当地著名豪绅“八大家“中最有财有势的一个，开设的店铺远及东三省一带，朝内有本家人做官，他又同地方官府往来密切，是地方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吴佩孚急于过瘾，只得挂着一脸笑容走进那间雅座。翁爷朦胧中听见响声，微睁双眼，见是吴佩孚，懒懒地问：“小二子干吗？“吴佩孚委婉地说明来意，但话没讲完，翁爷就伸开右脚，用力一踢，喝道：“滚！“吴佩孚猛地吃了个闭门羹，气得变了脸色，扭头就走。这当时在蓬莱县城有一个号称“十虎“的小集团。十个成员原先都是不第书生，后逐渐结成集团，成为一批兴风作浪的讼棍和为人出谋划策的文痞。官府对他们奈何不得，“八大家“也惧怕他们三分。受辱的吴佩孚一气之下来到“十虎“聚处，把自己受辱之事诉说了一遍，怒求他们帮忙，为他出口冤气。十虎见秀才登门求救，受宠若惊，个个横眉怒竖，愿意为他效劳。事有凑巧，不久，翁家因为老太太祝寿，张灯结彩，开设堂会，热闹非凡。满城官绅都来登门拜贺。男女贺客吃完寿宴后又分坐两旁看戏。正乐在其中时，十虎借拜寿为名，闯入厅堂。他们对男女同台演出，先是大呼小叫，拍桌打椅，厉声喝止台上演出；继而又指手画脚，大骂满座男女违禁律、助淫风，把贺客全都吓跑。翁钦生见此惨状，气得吹胡瞪眼，边唤家仆捉拿十虎送官究办。这批“落拓书生“平时打讼诉、耍计谋还有两手，而要和豪门家奴动武，就显得蹩脚了。顷刻间，“十虎“变成了“十鼠“，纷纷抱头鼠蹿。当晚，翁钦生就打听到罪魁祸首是吴佩孚，遂立即亲赴衙门，嘱托县令拿办。事发后，吴佩孚在家乡不能安身，只好远走高飞躲避官府捉拿。他急匆匆地整顿了行装，筹集了几两银子，连夜逃往北京。1897年，避祸外逃的吴佩孚来到北京，投宿于崇文门外巾帽胡同同乡人开办的“隆庆栈“。在北京，他既无亲友，也无人引荐，很快就身无分文，穷困潦倒。此时，春节快要来临了，家家户户都要置办年货，贴春联，准备过年。为了糊口，吴佩孚就在“隆庆栈“门口，摆了个写春联的摊子，依靠所得的微薄酬金过着饱一餐饥一顿的生活。新年一过，他的对联营生日趋冷淡，日子更加难过。店主孙老头念在同乡份上，替他出了个新主意：“秀才念过经书，还是算命为好“。吴佩孚觉得此话有理，就从街上买了几本《河洛理数》、《六壬大全》及其他的“相命书“，关起房门研读揣摩。经过“研究“之后，吴佩孚在崇文门外摆起了卜卦算命摊，开始了他那卜卦糊口的生涯。甲午战争失败后，民族危亡日益加深，原先一些“埋头书城，磨穿铁砚“的读书人，在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吁声中，纷纷弃文习武，投笔从军。这时，吴佩孚正为自己的前程在寻找出路。他感觉到卜卦算命虽能糊口，并非长久之计。一天，他与来京办货的堂兄亮孚，在算命摊边相遇。寒暄之后，他和堂兄一起进了附近一家小酒馆。几盅白酒下肚，两人便长谈阔论起来，从家乡的近况直扯到吴佩孚今后的出路。吴亮孚望着佩孚若有所悟地说：“如今内忧外患，年年打仗，我看处在这种乱世，也许在一刀一枪上还能博个前程。你在家乡就当过水师营的学兵，此时你既然进退维谷，无路可走，你何不硬硬头皮，索性走你往先走的老路子，去投了军呢？“投笔从戎，这在科举入仕希望已经彻底破灭的吴佩孚脑子里，也早有盘算，今日堂兄一提更促使他拿定主意。他把杯中剩下的酒一口喝完，一拍桌子，说：“依人不若自图强，还期我武在维扬“。临别时，吴亮孚又再三叮嘱他说：“莫迟疑了，拆了摊子，快快投军去！“1898年，驻扎在天津的淮军聂士成部，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伤亡惨重，奉命招兵。于是，吴佩孚就到天津应募入帐。当时吴佩孚身上仅带有二两银子，星夜奔程，不敢走大路，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去处，最后打定主意到北京。沿路乞讨，于腊月初十到达京城，投宿在同乡人开办的蓬莱阁旅店。好在店主与吴可成早年有些来往，答应免费住宿。当天招待一餐晚饭，以后吃饭问题自己解决。吴佩孚于到达的第二天就开始设法谋生，想到春节将近，便摆起摊子写春联卖。过了春节摆起测字占卦摊子。半月后经人介绍到天津武卫军中去当管带的勤务兵，正式开始其行伍生涯。后报考开平武备学堂，辍学后到陆军警察队充任正目（班长）。升任初等官（相当于排长），先后被授予准尉、少尉、中尉衔。1903年报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，学业一年，190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工作。旋即被差遣去烟台芝罘日本守田利远军事谍报机构从事谍报工作。主要负责收集俄国在中国东北驻军的军事情报。月饷50元大洋，除去吃喝开支和寄回家中以外还有不少积蓄。加上其他津贴，半年多时间吴佩孚便积蓄到300元大洋。吴佩孚见多识广，深谋机智，设计缜密，勇于负责，很快成为出类拔萃的情报员，深得守田大佐的器重，被称为“总有办法”先生。日俄战争前夕，吴佩孚随守田利远带领47名谍报员渡海去旅顺、大连等地刺探情报。吴佩孚协助守田将谍报队带到安全地带集结返程，不仅顺利完成任务，且无一人伤亡。守田利远奖赏吴佩孚大洋50O元，破例准假一周回去探亲，并将其座骑借给吴佩孚骑回蓬莱。吴佩孚身着军装，骑着高大的东洋战马，归心似箭，快马加鞭，不到一天就回到270里路之外的老家。拜见了寡母、乡亲。这时的吴佩孚，早非昔日的逃避官府缉拿的穷秀才，多年的晦气熬出了头，令蓬莱父老刮目相看了。人人见了又是打招呼，又是请安问好。当日下午，吴佩孚雇了一乘小轿，让母亲坐着，与弟弟吴文孚陪同母亲去城外祭扫了祖宗坟墓，祭毕又随母亲绕道去离县城20多里路的李家屯。原来在吴佩孚还在保定陆军学堂学习的时候，吴母即托人向李家屯的巨绅李少堂的侄女说亲，等了多时，吴佩孚才回来探亲。吴母急不可待地携儿子去相亲。来到李家，见李小姐是富家千金，美而慧，芳龄24岁，独养女，非常相配，也就同意了这门亲事。李老太太见吴佩孚一表人才，文中秀才，武授中尉，是相当出人头地的了，乐不可言。两位母亲当面说定，三五日内成亲。是年吴佩孚31岁，假期总共才有七天。两家各自紧张地作了准备，吴佩孚探家的第三天便与李小姐拜了天地。吴李的结合，其速度之快，如同闪电。探家的第七天一清早，吴便扬鞭跃马，返回芝罘守田公馆，依旧干那惊险万状的情报员工作去了。1907年，吴佩孚升任北洋第三镇管带（营长）驻扎在长春，有了固定的驻地，月饷150元，公费300元。1911年，辛亥革命爆发。山西革命军联络了同盟会秘密会员吴禄贞，准备在吴统率的北洋军第六镇的配合下，进攻北京。清廷得知消息后，立即派曹锟亲率第三镇驻保定的第一协，西出娘子关，攻打山西革命军。部队开抵娘子关时，炮兵第三标部分官兵哗变，原任标统撤职，在曹锟的提拔下，吴佩孚继任第三标标统，从此对曹锟感恩戴德。1912年，南北和谈达成协议后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。2月25日，南京临时政府派出以蔡元培为首的5个专使，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，就任临时大总统职。袁世凯为了拒绝南下就职，于29日指命曹锟在北京制造“兵变“。当日傍晚，吴佩孚的部下，配合步兵第九标的炮队，首先奉命兵变。他们驻扎在朝阳门外的东岳庙，下午6点多钟，穿着灰棉军服，提着步枪一拥而出，沿途大呼小叫，朝天乱放枪。朝阳门外多的是饭铺和货摊，一时间被抢个精光。炮队一闹，第三镇的其他队伍不约而同上街。一时间，北京城内城外枪声四起，烟火冲天。兵变导致了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阴谋得逞，随后，北洋军的镇改为师，标改称团。吴佩孚仍担任第三师炮兵第三团团长，驻扎南苑。1914年4月，兵变有功的曹锟以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身份，率第3师进驻岳阳，扼守湖南咽喉，监视南方革命力量。行前，曹锟将吴佩孚提为师部副官长。师部副官长在官衔上虽高于团长，然而却无一兵一卒，吴佩孚极为苦恼。但是，不久，吴佩孚就显露出他的才华，受到了曹锟的重用，并逐渐成为曹锟的心腹。事情的转机在于吴佩孚的一次演讲。1915年，长沙举行了一次民众团体大会，湘督汤芗铭第一个训话。吴佩孚则代表未出席的曹锟演讲。凭着秀才的学识和卜卦算命的口才，吴佩孚出口成章，对湖南历史文化大加赞扬，对汤芗铭的“功绩“也极力颂扬。汤芗铭极为受用。在一次与曹锟闲谈时，汤芗铭称赞吴佩孚是个“出类拔萃“的人，甚至要求调吴佩孚到督军衙门中来为他所用。曹锟一听，心想与其楚材晋用，不如楚弓楚得，于是对汤芗铭说，自己本来就要重用吴佩孚，婉言拒绝了汤芗铭的要求。不久，吴佩孚被提为第六旅少将旅长。吴佩孚受宠若惊，向曹锟发誓：“今后佩孚决尽心竭力，誓死追随，以报知遇之恩。“1916年1月，袁世凯命令曹锟督师进川镇压云南护国军。为了笼络部下，袁世凯大封将军，乱授爵位。吴佩孚被破格赏为三等男爵，授予陆军中将之衔。而按洪宪封爵条例，师长一级只能受“轻车都尉“，尚在男爵之下。然而，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，结果众叛亲离，四面楚歌。面对此种形势，前线的曹锟忧心忡忡，坐卧不安。因为他在北洋系统中既无地盘，又无防区，袁世凯一倒，前景凄凉。于是几次与吴佩孚商谈。吴佩孚则献计道：“表面与袁世凯虚与委蛇，暗中联络各地反袁将领。“曹锟听后大喜，于是，采取了圆滑的两面政策。从3月起，曹锟表面上对袁世凯继续敷衍，暗地里却联络与疏通诸路反袁军。结果，在这成败荣辱的时刻，由于吴佩孚的献策及时得当，袁世凯倒台后，曹锟立于不败之地，从此他更加信任吴佩孚了，吴成为曹锟的心腹。袁世凯暴卒后，北洋军阀分裂为直、皖、奉三系，分别以冯国璋、段祺瑞、张作霖为首，在这群雄鼎立的局势中，吴佩孚再次向曹锟献计，认为总统黎元洪不过是个傀儡；而国务总理段祺瑞手握大权，不可不防；副总统冯国璋控制长江中下游，是段祺瑞的惟一竞争对手，应当加以联络。而最重要的是自己手中必须有一支武装力量，这样在混乱的局势中才有发言权。吴佩孚提出了“扩充基本武力“的主张。于是，曹锟的第三师开始大肆招兵买马。1917年7月1日，张勋复辟，曹锟吩嘱吴佩孚拟稿电贺，吴佩孚将稿拟好后，正好有至友请吃饭，喝得酩酊大醉，不省人事，将稿丢掉了。曹锟派人将吴佩孚叫去，要他把电稿读给他听，以便发出。这时吴佩孚还没全醒，就含糊地回答曹锟说：“张勋就要败了，还打什么贺电！“不久，段祺瑞组织“讨逆军“讨伐。曹锟起而响应，被任命为“西路讨逆军“总司令，吴佩孚为先锋，率全旅进驻卢沟桥、宛平。6月，吴佩孚带领队伍对驻守丰台的张勋的“辫子军“发起进攻。张勋部队毫无招架之功，纷纷溃退。12日，各路“讨逆军“围攻北京。吴佩孚一马当先，领兵由彰仪门进攻天坛，驻守天坛的三千“辫子军“一触即溃，大部投降。张勋被段祺瑞击败，曹锟从此对吴佩孚更加言听计从。张勋复辟失败后，冯国璋代理总统，而政府大权却掌握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。段祺瑞阴谋武力统一，决定对南方用兵，却遭到直系所属的长江三督即湖北王占元、江西陈光远、江苏李纯的反对，被迫辞职。属于直系的曹锟与皖系保持着良好的关系，他?段祺瑞的诱惑下，接受了徐树铮的指使，发出了主战的声明，并且当众表示：“我愿意战至最后一人！“吴佩孚在保定得知后大惊失色，急忙赶到天津，向曹锟陈述利害，指出皖系利用异己的阴谋。曹锟如梦方醒，忙询问补救措施。吴佩孚提出了“先战后和“的主张，即先与南方一战以挫其锐气，然后与其议和，给段祺瑞当头一棒。曹锟闻言大喜，马上委托吴佩孚代理师长，率第3师沿京汉路南下，驻扎汉口，待命进攻湖南。北洋军计划两路进攻湖南，第一路由总司令曹锟实为吴佩孚指挥，第二路由张怀芝、张敬光率领第五师、第七师从江西进攻。第二路推进缓慢，第一路前敌总司令吴佩孚的军队却连连告捷。1918年3月17日，吴佩孚围攻岳阳，湘军自动放弃，吴佩孚不费一枪一弹即进驻了岳阳。当晚，由于南方联军尚没退尽，刚入岳阳的吴佩孚以为中了埋伏，惊惶失措地命令部队撤退下令炮轰岳阳城。18日晨，吴佩孚指挥队伍再次“占领“岳阳；26日，南方湘、粤、桂三省联帅谭浩明不战而退，溜出长沙，吴佩孚吉星高照，未遇任何抵抗，顺利进入了长沙。入湘一战，吴佩孚声誉鹊起。在曹锟眼里，吴佩孚不仅是个熟读《四书》、计谋多端的秀才，更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战将。从此，曹锟完全把兵权交付吴佩孚，逢人就夸耀道：“子玉是我最大的本钱。“四、由敌变友联奉张国民军地区的扩大，引起奉张与直吴的恐惧，他们共同勾结起来对付冯玉祥1924年9月，爆发了江浙战争。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，张作霖立即向曹锟、吴佩孚发起挑战，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。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，亲率奉军新编6个军，向热河、山海关等地铺天盖地而来，大有一口吞掉直军的架势。曹锟收到奉军大举进攻的消息，一日连发数份“十万火急“、“百万火急“、“限时限刻“的电报，速召吴佩孚来京主持军务。同时，他又派出一批专使到洛阳，督促吴佩孚立刻启程北上。曹锟为了迎接吴佩孚，又特地将原来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一辆，拖到洛阳，作为吴佩孚的北上专车。9月17日，吴佩孚由洛阳抵达北京，曹锟立即委任他为“讨逆军“总司令。由于曹锟对战争毫无准备，作战前又匆匆改组了内阁，所以就授全权于吴佩孚，组织“讨逆军总司令部“。第二天，吴佩孚把自己公署机构的全班人马搬到国务院衙门办公，改称“讨逆军总司令部“。这个司令部犹如军事内阁，分别处理有关军事行政事务，实际上已是北京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。吴佩孚俨然已成了“全国兵马大元帅“，权势达到顶点。18日晚，吴佩孚在中南海内四照堂召集会议。被召集参加的都是军政方面的负责人。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，电灯明如白昼。会议开始时，吴佩孚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，上身穿着紫绸夹袄，外披一件黑色坎肩，坎肩的扣子不扣，嘴上叼着一根香烟，从内室迈着八字步踱将出来，直往首席坐定。他拿起曹“大总统“的“讨逆令“照本宣读。说来也怪，念到一半，四照堂电灯突然全部熄灭，半晌后才复亮。在场的一些武将纷纷耳语：“不吉！不吉！这是不吉之兆。“吴佩孚念完讨逆令，按照在洛阳所部署的讨奉计划，逐一点将和分配任务。他自任总司令，王承斌任副总司令，前方兵分东、中、西三路。后方援军兵分十路，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，统率各路援军。同时还发布了海、空运输等方面的任职令。军略布置可谓倾尽北方兵力，全力以赴，声势浩大。吴佩孚对于韬略极有自信，历来军事布置都出自一人之手。但是，这次作战计划事先匆匆制成，缺乏全面周密的考虑，因此有些军兵种，如海军、空军都没有落实到什么任务，等到这些方面人员逐个向吴佩孚请命的时候，他才时时一个一个增添任务，写到作战命令中。他看到这样下去没完没了，于是不耐烦地站起来说：“这样尽管往下添，还成个命令吗？你们不能等着以后再商量吗？今天就是这样了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“于是大家一哄而散。这出有名的“四照堂点将“引起不少出席者暗暗哀叹，认为“将骄兵惰，败兆已见“。第二天，吴佩孚对蜂拥而来的各国记者夸下海口“逐彼张氏出东三省，而放其子学良于海外“，而扫灭奉军，“有二月之光阴已足“。他在部队开赴前线前，又像和尚念经似的向将领们诵了一段：“今兹为促成统一之战，诸君其各努力，他日者，奉事既定，而统一之局成，吾将可以释甲归田，长为共和国之良民矣，岂不美哉。“经过一番策划之后，第二次直奉战争便以空前的规模爆发了。这次战争奉军先发制人。由于奉军对直军各师战斗力的强弱以及部队防守的驻地都已侦知；又已取得对曹锟、吴佩孚的行径一直不满的直系大将冯玉祥的默契，所以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方法。战争一开始，奉军就首先向兵力最弱的防守热河的中路军进攻，连克数地。但是由于直军顽强抵抗，再加上江浙战争结束，援军源源而至，直奉两军很快在山海关一线形成对峙局面，双方都在伺机进行决战。西路冯玉祥所率的第三军，开战以来一直没有战事。吴佩孚对冯玉祥是不信任的。四照堂点将时，他有意识地委派冯玉祥担任西路司令。因为这一路交通不便，地方贫瘠，不但行军困难，而给养也无法筹措。吴佩孚是想用参战之名，把冯玉祥部队调离北京，使他的力量消耗在荒寒瘠苦的长城外。冯玉祥对吴佩孚的叵测居心，心明如镜，也早有打算。因此，冯玉祥在部队出发后，采取延宕的办法，每日行军路程仅二三十里，全不像开赴前线作战的样子，待部队到达古北口后，又以筹措给养为名而停止不前。10月中旬，正值直军中路败退，东路混战紧迫之际，冯玉祥接到前方战事吃紧的情报，认为倒戈反直，回师北京的时候已到。10月21日，冯玉祥命令部队，将后队改为前队，偃旗息鼓，以一昼夜行军200里左右的最快速度，回师北京，发动“北京政变“，囚禁曹锟，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。冯玉祥发动的“北京政变“，不但结束了臭名昭著的贿选政府，而且对于在前方与奉军?战的直军也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。在前线的吴佩孚得到冯玉祥倒戈反直、回师北京的消息后，惊怒交加，拒绝部下先克奉，再解决北京问题的意见，率领万余人部队，仓促回转天津，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起进攻。冯玉祥料到吴佩孚不肯就此罢休，军事上也有准备，趁吴军立足未稳，先发制人。由于吴佩孚的部队刚从直奉前线抽调下来，早已疲劳不堪，在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冲击和包抄下，更是不堪一击，节节败退。与此同时，山海关方面的奉军乘直军内乱，急遽南下。而山海关的直军主力，由于内乱外攻，军心已经动摇，在奉军切断后路，全面包围下，除少数重要将领逃到天津外，其余全部被俘。在天津的吴佩孚也在奉军、国民军夹攻下走投无路，只好率领溃败的败部2000余人，坐船逃往南方。吴佩孚乘船南逃，漂浮海上，处境狼狈。船到青岛，山东督理郑士琦不仅拒绝假道，而且拒绝供应淡水和粮食。吴佩孚只好再往南边，预备从上海入长江，过武汉再返洛阳。在途中，他竭力向各省军阀兜售他拟定的组织“军政府“的计划，但四处碰壁。他一气之下，径自回到洛阳，调动老部下，以图重整旗鼓。吴佩孚喘息未几，肘腋之患又起。从前巴结吴佩孚的陕西督理刘镇华，乘国民军进入河南连连告捷之机，唆使其部下，东出潼关，进军洛阳，谋取地盘。守备洛阳的官兵，都是刚招募的新兵，未战先溃。吴佩孚在无兵可防的情况下，只得匆匆乘车出逃，准备到萧耀南处避难。不料，逃难的火车还在河南省内行进时，就先后收到萧耀南和湖北省议会几次发来的急电，婉拒他进入湖北，这样逼得吴佩孚只能带领一班人马停留在鸡公山避难。鸡公山的鸟语泉语声使人有脱俗之想，但给他带来的却是孤独凄苦之感，吴佩孚禁不住哀叹：“人海茫茫，究竟何处是安身立命之所？“然而，这时，在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发出了一道接一道的“逮捕吴佩孚解京治罪“的通令，国民军又攻至鸡公山附近，吴佩孚要想赖在鸡公山不走是不行的了，只得再次出逃避难。最后逃往自认为“发祥之地“的岳阳，托庇于赵恒惕。北京政变后，冯玉祥在与奉张争夺北京政府控制权中失败，宣布辞职出洋游历。张作霖在控制北京政权的同时，调动大批奉军进入关内抢夺地盘。奉系妄图将其势力伸向全国的野心使各省军阀人人自危，而首当其冲的则是冯玉祥和孙传芳。冯玉祥、孙传芳二人在“抗奉自保“的一致目标下，很快不谋而合，两人结为“金兰之好“，相约南北两路同时出兵夹攻奉军。另外，他们都认为长江中下游吴佩孚尚有一定的影响和潜在势力，如能拉吴佩孚出来，既易于号召，又便以发动。因此，各派代表穿梭来往于岳阳、张家口、杭州之间，相商共同出兵讨奉之事。冯玉祥、孙传芳的联合抗奉，为吴佩孚的“出山“提供了机会。吴佩孚岂能放过这重振军威的时机，他立即见风使舵，一变过去“讨冯“为“讨奉“，采取“联孙和冯“的策略，暂时迎合冯、孙主张，趁机借势而起。1925年10月15日，孙传芳以反对奉军压迫上海工人运动为名，通电讨伐奉系，兵分5路向奉军猛攻，浙奉战争爆发。吴佩孚趁势宣布出山，在汉口挂出了“讨贼联军总司令部“的招牌。而此时在吴佩孚心中，第一个敌人实际上还是冯玉祥，只是现在大势所趋，暂时收起“讨冯“的招牌，挂上一块可“讨冯“、可“讨奉“的模棱两可的“讨贼“招牌。浙奉战争一开始，奉军就败退出南京。这时由于奉系军阀在各地的暴行和军阀混战带来的灾难，一个个全国规模的反奉运动掀起了。在全国反奉运动高涨的影响下，奉军将领郭松龄秘密和冯玉祥取得联系，在滦州倒戈，转过头向张作霖发起进攻。最初，郭松龄的军队攻势甚盛，沈阳也危在旦夕。后来，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出兵援助下，改变了其“下野亦可“的颓势，致使郭松龄兵败身亡。郭松龄倒奉虽然失败了，但是在军事上严重地削弱了张作霖的实力，使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直隶全境，与国民军占领的河南地区连成一片。国民军地区的扩大，引起奉张与直吴的恐惧，他们共同勾结起来对付冯玉祥。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时，张作霖就派遣密使到鸡公山，对吴佩孚说：直奉战争的结果，是“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“，如果张、吴能联合起来，那就“天下无敌“。郭松龄事件之后，张作霖死里逃生，对冯玉祥恨之入骨，特别害怕国民军在北京的发展，想与吴佩孚联合，以共同进攻国民军。经过在前线的张宗昌与靳云鹏的往返传话，张作霖与吴佩孚日渐接近。1925年12月，张、吴代表会晤于大连，“大体取得了谅解“。次年，又商定了联合的条件。就这样，过去两个敌对的军阀，今日为了反对冯玉祥的国民军，又联合起来了。1926年1月21日，吴佩孚正式通电宣布“讨冯“，并命令冠英杰率军进入河南。与此同时，张作霖也借进攻郭松龄残部为名，向关内进犯。这时，吴佩孚的“讨贼联军“总司令不变，只是“贼“的含意已明显由“奉“变为“冯“了。在奉直的联合夹攻下，国民军第二军几乎全部崩溃，岳维峻逃入山西。河南的岳维峻被赶走，湖北的萧耀南又患心脏病去世，此时的吴佩孚又是踌躇满志?野心勃勃了。他洋洋得意地对部下大变其“循环理“，意思是说，事情的发展总是周而复始的，他吴佩孚从今又会由失败走上中兴。可是，他哪里知道，他今日的再起就是明日的再败，而且是彻底的失败。国民军退出北京后，段祺瑞被逐下台，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。吴佩孚抓住机会，急忙着手进行所谓恢复“法统“和组织政府的工作。吴佩孚深知自己在北京的军事实力远不及张作霖，只有从政治上加速进攻，耍些花样，用护宪来恢复颜惠庆内阁与国会，争得北京政权，控制大局。岂知“绿林“出身的张作霖也已懂得“智深须有忍，将勇贵能谋“，吴佩孚提出起用原曹锟手下的总理颜惠庆出来摄政，遭到张作霖的坚决反对，并针锋相对地借贿选大做文章，要求恢复约法，重建国会，甚至提出了重新组阁的人选。为此，双方争执不下。尽管吴佩孚、张作霖双方存在着若干无法解决的矛盾，但当时的形势是：南方的广东革命根据地日趋巩固，北伐战争正在准备之中；北方的国民军虽败退，实力并没有消灭，冯玉祥虽暂时宣布下野，但仍扩充军队，接受苏联援助，并兵分3路与直、奉军队对峙，时时威胁北京政府。对此，吴、张二人从各自所处的地位及利益考虑，决定维持目前的“联合“，并迅速采取共同行动，消灭共同敌人。在双方取得“军事为先，政治缓议“的一致认识后，吴、张终于在组阁问题上达成妥协。事后，吴佩孚曾向上海《密勒士评论报》主编发表过自我解嘲的谈话，说：“我和奉张就像初婚夫妇一样，偶然拌几句嘴是免不了的，日子一久，我们的感情就会一天天浓厚起来。“5月28日，吴佩孚乘坐的列车，在两架飞机的护送下，抵达北京，与张作霖举行“两巨头会议“。张作霖与吴佩孚互换兰帖，结为兄弟，随即商定一致行动的计划：在联合攻下南口后，吴佩孚向前攻广东革命根据地，张作霖向北进攻北京的国民军，企图南北齐下，共分天下。当晚，吴佩孚就乘车回长辛店，张作霖也回天津。在告别时，张作霖祝吴佩孚“马到成功“，吴佩孚则谦虚道“仗老弟洪福“。这时，这两个军阀异想天开地以为，将来的中国定是他们的天下，而不知乃是各自末日之来临。1926年（民国16年）2月23日 国共两党发动民众讨伐吴佩孚8月，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，他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，抵挡不住革命洪流。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，他大势已去。吴佩孚自从9月6日失汉阳，先退孝感，再退广水，三退信阳，吴本意拟自信阳调援反攻，无奈军心涣散，已无可靠之部属。身边战将只有田维勤担任信阳州以南的防务，至于靳云鹗则自汉口返豫，即入鸡公山，其不满意吴，已达极点。吴在北方虽然尚有可调之兵，可是没有车辆调配，只好徒步南下，因此自郑州以南迄信阳武胜关，各站都有驻兵，派别复杂，不一定完全听吴的指挥。这时河南全境有枪的兵不下三四十万，名义上归吴指挥的，超过10余万，兵心厌战，而军粮饷秣亦艰困万分。由于孙传芳在吴军危急时不肯赴援，因此使人想到一段往事，认为孙传芳在报旧仇，那是湘军援鄂之役，鄂督王占元求救于吴，吴派萧耀南率先头部队驰援，萧军进驻武汉并不开赴前线，坐待王占元的失败，乘机把湖北纳入吴的范围，直系认为吴这一手吃了自己人，太不够意思。孙传芳当时是王占元的部下，亲眼看到这一幕，他虽然因为这一次战役而受知于吴佩孚，但王占元失败的一幕却深印心中。现在他坐视吴苦战而不救援，有人说是历史的重演。孙传芳在南京坐待吴佩孚战败，他自以为得计，其实却让革命军逐一击败。当革命军出湖南直指武汉之际，倘孙军剑到履及，不东推西拖，与吴军合作，则对革命军来说，是增加了很大的麻烦。孙军按兵不动，直接搞垮了吴佩孚，间接也搞垮了自己，使北伐军坐收各个击破的战果。孙军初与革命军接触时，略有进展，那时吴在郑州接获孙的战报，自夸对战局有把握，言外之意似在讥诮吴的不中用，今后的重头戏只轮到他一人独唱了。怎知时间一久，北伐军在江西捷报频传，孙自夸革命军的前进像绳子一样寸寸剪断，结果是自己做了绳子，让革命军寸寸剪断了。吴佩孚由汉口退到郑州后，其辖区是：北自保定，南至武胜关，靳云鹗在郾城设立司令部，日日言反攻而日日按兵不动。按兵不动是靳的一贯作风，吴佩孚这时的处境实在很恶劣，一面是明敌，一面是暗敌，用两面作战来形容吴的处境还不够，简直是背腹受敌。张作霖天天打电报问吴，今后的动向？张意思是如果吴对付不了革命军，不如让出一条路给奉军，并且愿意把奉军交给吴指挥。然而吴对奉军已有不敢领教之苦，南口作战的记忆犹新，所以他一再答复张说自己的力量足以挡住革命军，现在还不需要奉军加入。吴退郑州时，以“南”为敌，以“北”为友。事实上国民革命军是把吴佩孚当作头号敌人的，而奉张则满口吴二哥，叫得非常热络。可是形势比人还强，如今的吴二哥是个斗败的公鸡，奉军把他看做挡路的瘟神，叫他让路他不让，对于他阻挡北伐军的能力也失去了信心。吴只提防革命军出武胜关继续北伐，却做梦也想不到奉军将渡河而南，告急文书不自南来，而自北飞到，保定方面奉军逼迫吴军让防，齐燮元一再急电请示迎拒奉军的办法。奉军表示孙传芳乞援于奉，所以奉军要肩起收复武汉的责任。当武昌城破之日，即奉军接防保定、大名之时，吴腹背受敌，内心之苦莫可言宣。更令吴难堪的，是奉系和孙传芳密使往来不绝于途，盛传奉张和苏孙加强合作，奔走其间的，就是王占元，而靳云鹏希望调和张、孙，出山组阁，所以也热衷奔走。奉直鲁军援吴问题使吴佩孚颇感困扰。吴知道得很清楚，他与张作霖之间的帐很难算，张作霖对他不会真心帮忙。张宗昌和他还有很好的关系，张宗昌的帮忙比张作霖要有真意。然而张宗昌军和他之间也存在一个症结，就是保、大问题。保、大是吴的后方，也是唯一的吴军饷来源地，可是保、大又是直督褚玉璞的辖区，褚玉璞天天嚷着要接收保、大，害得负责保、大的齐燮元寝寐难安。北京城内也有变化。北京政府本为吴佩孚所拥立，代理内阁总理杜锡珪既无权又无力，吴在鄂战败，奉张声势增强，而奉张宁要北京卫戍总司令，不要内阁，所以靳云鹏虽奔走于奉张和苏孙之间，奉方意态非常冷淡。10月1日杜代阁辞职专任海长，财政总长顾维钧调外交总长代理阁揆，潘复任财政总长，汤尔和任内务总长，其实这时候的北京政府已更不被各方重视了。同日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就任北京卫戍总司令。奉张入京后，奉系所注意者为河南。吴佩孚在河南不进、不退、不战、不和，其部下靳云鹗反吴于前，而田维勤、寇英杰又不合作，魏益三又与田部同驻，寇乃感势益孤单，河南纠纷迭起，奉军入豫更形迫不容缓。16年1月15日张作霖令张学良、张宗昌以实力援吴，先以兵力肃清黄河北岸，然后渡河至郑州。正当奉军要开入豫境，京津各报盛传魏益三附靳反吴，田维勤则匆匆避往汝南寇英杰处。1月初，奉军入豫，进驻彰德，2月8日奉张发出两电，宣告奉军入豫意旨 奉军出动入豫后，即由京汉、陇海两路向郑州进发，全部军务共5万人，前锋由荣臻率领，入豫奉军悉归于珍指挥。奉军集中黄河北岸，张学良和于珍于13日由济南遄返北京，在顺承王府由奉张召集军事会议，结果一致主张不理吴佩孚态度，于2月15日前锋实行渡河。吴佩孚坐困郑州，南北两面受敌，他的部队不和他同心同德是他的致命伤，豫中将领对奉军入豫态度亦不一致，豫东镇守使郭振才通电欢迎愿听指挥，奉方并委宋振檀为安国军毅军总司令。寇英杰对奉鲁早有拉拢；豫南的田维勤和魏益三则表示拥吴，魏益三原是奉军，因随郭松龄倒戈，所以无面目再投效奉军。因此奉军入豫将以全力对付豫南。靳云鹗在鸡公山，因与吴唱反调而遭吴免职，且一部分靳军被吴缴械。他是反奉的，因为反奉的主张而与吴分道，现在奉军正式对吴下手了，在利害上，靳可以和吴恢复旧情，因此他由鸡公山跑到郑州来见吴，对吴说：“大帅，我愿遵令交代，但部下已忍无可忍了！我只能打一面，如果向武汉打去，可是我们背后却受到自称朋友的敌人攻击，我们怎样打法？我保证南军不出武胜关一步，我们应权衡轻重，打退了胡匪再说。”吴的感想是“主意虽不是主意，话却说得痛快”。不过吴生平最恨朝秦暮楚，覆雨翻云。当陈炯明炮击广州总统府时，吴大不以为然，他说：“竞存（陈炯明）太无人格了，别人可打中山，竞存怎可以打中山？”吴与张作霖虽是利害结合，可是两人已经拜了把兄弟，因此他抱着宁人负我，毋我负人的态度，认为奉张不够朋友是另外一个问题，但我吴子玉要够朋友。别人可以打奉，今天我姓吴的不能打奉。他言外之意是如是靳云鹗你要打自己去打，可别肩着我的招牌！靳也了解吴的个性，他用坚定的口气对吴说：“打奉我是打定了，大帅不叫我打，我自动去打，不用大帅名义，用保豫军名义。”吴苦着脸说：“局势糟到这个地步，你自己去干吧！”靳得了这个口风就告辞了吴，回到郾城组织“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部”，自任总司令，他对吴是“背”而不“叛”！魏益三既然畏惧奉军的，所以热烈拥靳，领衔发表通电。
